热门比赛
12月14日，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题治理会议上，中国足协正式向外界公布了两项期待已久的决定：一是全面实行球员工资帽。按照中国足协最新出台的规定，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人民币，平均年薪不得超过税前300万元人民币；外籍球员年薪不得超过税前300万欧元，总额不得超过1000万欧元；在总支出方面，中超俱乐部每年的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。
“这当然是好事，无论是财务管理，还是商业模式管理，都应该把中超联赛当成公共产品、文化产品来管理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，这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挤掉热钱涌入造成的泡沫。”知名体育营销专家朱晓明15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工资上涨
说到管理，自然需要一些借鉴。
中超联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平？
外媒“品牌价值网络”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中超联赛在当前全球足球联赛排名中已升至第九位。
在这份全球最佳足球联赛排行榜中德甲球员周薪，欧冠联赛位居榜首，占全球影响力的25%，其后依次为英超联赛（24%）、西甲联赛（14%）、德甲联赛（10%）、意甲联赛（7%）、法甲联赛（6%）。全球第七大联赛为英格兰冠军联赛（英格兰第二级联赛），影响力为4%，第八大联赛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，影响力为3%。中超联赛仅次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，排名第九，影响力接近2%。
但这个排名还是让球迷们感到意外。
毕竟从竞赛水平来看，中超联赛的表现仍不尽如人意，不过从中超联赛的上座率和球迷人数来看，中超联赛还是有亮点的，一度位列世界第六。
至于为什么规定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的年薪不能超过税前500万元、平均年薪不能超过税前300万元，朱晓明表示，主要是参照亚洲特别是日韩联赛的标准。
“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职联赛俱乐部的3倍多、K联赛的10倍多，球员薪水是日职联赛的5.8倍、K联赛的11.7倍。金钱足球正在吞噬足球健康的躯体，而有些人至今仍未觉醒，他们的良心已经死了吗？”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上述会议上表示。
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简称J联赛，韩国职业足球联赛简称K联赛。根据2018年统计，日本J联赛注册球员人数为1585人，2019年J联赛球员平均年收入为227万元人民币（3459.5万日元）。
当然，也不乏大牌巨星，2020年日本球员年薪排行榜上，伊涅斯塔以33亿日元（约合2620万欧元或2亿元人民币）位居第一，这在欧洲足坛属于正常价位，而其他一些外援的年薪大多在1.5亿日元至5亿日元之间。
这与欧洲足坛动辄几百万、几千万欧元的身价，有着天壤之别，即便与中超俱乐部外援更高的薪水相比，也是好几倍的差距。
今年夏天，外媒公布了一份中超联赛收入最高的球员榜单。在这份排名中，上海上港、恒大、北京国安、鲁能等俱乐部外援的薪水都不低。奥斯卡以46万欧元（约合366万元人民币）的周薪位列中超联赛第一，第二位则是巴坎布，周薪37.5万欧元德甲球员周薪，胡尔克的周薪达到32万欧元，球员佩莱的周薪为29万欧元，保利尼奥的周薪为27万欧元。
如果按照周薪来计算，这些中国球员的收入是天文数字。
球员的身价更是令人震惊。
比如中超七冠王广州恒大最有价值的球员是巴西国脚中场保利尼奥，这位前巴萨球员目前在德国转会市场的身价为3800万欧元；排名第二的则是塔利斯卡德甲球员周薪，目前身价为2500万欧元。
“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大批投资者涌入足球联赛俱乐部，斥巨资引进外援，造成了泡沫。”白强和东霸体育董事长朱晓明表示。
众所周知，受“四大毒瘤”（编者注：年轻运动员改龄、赛场严重违规、不正当竞争、赌球）影响，中国足球自2009、2010年以来跌到了最低点，休整了一段时间后，2014年开始呈现回升趋势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各路资本开始纷纷涌入足球产业，从王健林的“买买买”到许家印、马云、刘强东等富豪纷纷在足球领域砸钱，中超联赛再一次站在了“横财”的对立面，这和20年前房地产商进入足球领域的方式略有相似，在国内足球文化、青训体系尚未成熟的背景下，大量引进外援，提升足球俱乐部的成绩。
国际足联曾发布报告称，2016年，中国足球俱乐部购买国际球员的花费为4.5亿美元，排名世界第五。那一年，中国俱乐部在国际市场上共签下159名球员。
大量引进外援的结果是俱乐部之间的竞争激烈，俱乐部的成绩提升很多，投资方的品牌获得了影响力和流量，但中国足球却难以突破东亚。显然，花钱并不能拯救国足。
自我救赎
巨额、长期的投入与产出和效果不匹配，乱扔钱的模式难以为继。
今年，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响，原资金发起人旗下的公司受到较大影响。
“关键是，除了庞大的房地产行业，还有哪些投资者会去投资足球领域？”白强认为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足球最大的作用是增加营销效应，但对于新兴的高科技公司来说，足球的作用微乎其微。
面对此种状况以及俱乐部目前巨大的投入压力，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走上自我救赎之路，但前提是正视足球是一种“文化产品”，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消费产品。
朱晓明认为，只有正视这个现实，才能规范管理、财务、商业模式，而现行的工资帽制度正符合这样的改革。“文化产品是需要代代传承的，企业更倾向于支持本土球队，支持和尊重足球文化，而不是用房地产公司的思维去运营足球俱乐部。”
新规则规定，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。单个财务年度俱乐部总支出超过限额但未超过20%的，扣除6个联赛积分；超过限额20%以上但未超过40%的，扣除12个联赛积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联赛积分扣除不得超过24分，并在审核报告发出当年的赛季实施。
“这样的限制，和日韩俱乐部以及欧美知名俱乐部的俱乐部投入限额基本类似，关键是把青训等费用都算进去了。”朱晓明认为，这对于中国足球的长期健康发展非常重要。
欧洲悠久的足球文化造就了欧洲球员成熟的培养模式，大部分球员均来自青训营，英德意三国青训属于区域服务性质，西甲青训面向全国，训练时间较长，法甲采用购买培养模式，各联赛俱乐部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。
各公司还对青训营投入了巨额资金。
比如在德国足球，在德国国家队于1998年世界杯、2000年欧锦赛上无所建树、2004年德甲冠军联赛八强未能闯入后，德国足球界开始深刻反思，最重要的应对举措就是加大青训体系建设：从2000年到2010年，德国足协10年间在青训计划上投入了至少5亿欧元。
根据中国足协财务报告，2018年，各级国家队支出超过2.5亿元，用于青训中心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的支出为7461万元。而根据2018年版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定，青训投入不得低于俱乐部年度支出的15%。如此算来，不少中超球队需要花费上亿元。
各大俱乐部是否严格执行这个费用呢?目前国内的俱乐部都是由企业或者业主投资的，成本支出和收入的实际情况也是各个俱乐部都知道的。
从目前唯一一家发布财报的俱乐部来看，业绩远不理想，其2017年财报显示，17.65亿元的运营成本中，有12.4亿元主要用于一线球员的工资和奖金。
截至2019年，俱乐部已为5名外援支付了8.7亿元的转会费、工资和安置费，而俱乐部的总成本为28.9亿元，其中营业成本为24亿元。从营收来看，2019年其总营收达到9.489亿元，其中营业收入为7.82亿元。因此，2019年整体亏损19.4亿元。
“这几十亿的亏损，对于一个市值几千亿的公司来说不算什么，俱乐部还能靠着自己集团投入的广告，让自己在纸面上看起来好看一点，但对足球产业本身的危害却很大。”朱晓明认为，这就像是一个畸形的黑洞，“足球俱乐部的投入、产出、收益，以及经营模式，都应该用现代企业去规范。”
得益于转播、赞助、广告等模式，2018-2019赛季欧洲俱乐部年度总收入中，英超、西甲、德甲的年度总利润值以人民币计算分别达到7亿元、4亿元和3.5亿元。
中超联赛公布了联赛16支球队2017年全年财务报表，数据显示，2017赛季，各俱乐部平均亏损2.5亿元；到了2018年，平均亏损更是高达4.4亿元。
中超球员的收入是日韩等国家球员的数倍；部分俱乐部的投入甚至赶上了欧洲豪门，但比赛水平却有很大差距。
“中国足球有改革才有未来。在我看来，未来五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，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，但也可能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时期。”白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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